自193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起縣），至1948年3月23日由吳堡川口東渡黃河離開陜北前往河北西柏坡，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在陜甘寧邊區戰斗和生活了13年。在這里，黨中央不僅指揮全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而且在傳播革命思想、發展先進文化、培育革命和建設人才方面做了十分艱苦又富有創造性的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黨中央在延安13年的教育工作，既繼承和發揚了黨建立以來特別是蘇區教育的經驗和傳統，又根據形勢和時局的不斷變化，創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教育發展的思想、政策和措施，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教育思想和管理體系，為新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概括起來，黨中央在延安13年的教育工作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國難教育階段（1935~1937)

（一）國難教育的背景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他們企圖把中國變成日本獨占殖民地而采取的具體步驟。中國人民深深感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中國共產黨從九一八事變起就堅決主張對日抗戰。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J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明確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立刻撤退占領東三省的陸海空軍！自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1]1934年4月，發布《中共中央為日本帝國主義占領華北并吞中國告全國民眾書》，號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對帝國主義的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都聯合起來，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一致與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作戰”，并提出反帝統一戰線的七條綱領。[2]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大家》（即《八一宣言》），要求敵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號召全國同胞，一切愿意參加抗日救國神圣事業的黨派和團體，國內一切被壓迫民族，大家起來，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挽救民族危亡。這一號召，不僅全國人民擁護，還得到一部分敵黨將領的贊同。

在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僅一個多月后，即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分析了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以來的政治形勢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確定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關于文化教育政策，決議明確提出：“必須大數量的培養干部。黨要有成千上萬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個方面的戰線上去。”“一切同情于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分子，不問他們過去是否是敵黨員，或在敵黨政府中工作，都能享受蘇維埃政府的優待，蘇維埃政府給予他們以工作，救濟他們的失業，給予他們以發展文化、教育、藝術、科學及技術天才的機會。一切受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敵黨政府的驅逐、輕視和虐待的知識分子、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技術人員與新聞記者，蘇維埃給以托庇的權利（一切這些人都可以到蘇區來）。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技術人員與新聞記者（不問他們的出身是地主、富農或資本家），蘇維埃給予選舉權和被選舉權。”[3]這就糾正了過去陜北革命根據地和陜甘革命根據地不敢大膽吸收地方、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參加教育工作的偏向，為發展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文化教育事業，制定了正確的政策，指明了發展的方向。

1936年2月21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發出了《關于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通電》，6月1日為代表大會擬定的《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中明確規定推行國難教育。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敵黨書》，痛切申述，當前全國全民族的絕大危險是敵黨所實行的錯誤政策招來的，[4]信中鄭重地向敵黨表示：“我們愿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如象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因為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wei一正確的道路。”“只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內部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5]同年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號召下，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首先在根據地推行國難教育。

與此同時，堅持白區斗爭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各界愛國人士采取各種方式進行愛國活動。1935年《八一宣言》以后，文化教育界明確提出了“國難教育”的口號。1935年12月，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李公樸等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發表宣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共赴國難。1936年1月23日，國難教育社成立，其宗旨為：推進大眾文化，實施國難教育，以啟發中國大眾爭取中華民族之自由平等，保衛 領土與權利之完整。領導人有陶行知、丁華、王洞若等。教育社隨即擬訂了《國難教育社工作大綱》，提出了16項工作要點，主要有：開辦大眾學校、讀書會、時事研究會；開辦新文字補習班；開辦國難教育講習班；舉辦軍事、防毒救護、運用交通工具等常識技術講習班；組織巡回電影開映團、演講團、歌唱團、戲劇團；組織弄堂、馬路和鄉村等流通圖書館；出版大眾國難讀本、各級學校國難補充教材等。

文化教育界的國難教育運動，直接影響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教育決策。迫使南京政府于1936年3月頒布了《國難時期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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