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及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并對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堅定信心，是較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更為基礎的自信。毛澤東是近代以來第一個讓中國人“站起來”的革命領袖，其文化觀中處處閃耀著文化自信的光輝。本文試就毛澤東關于文化自信的思想加以探究。

一、在艱難中探尋，毛澤東運用馬克思科學理論拉開了中國文化自信的序幕

近代以來，面對空前的社會危機，中國人曾經有“中體西用”和“全盤西化”兩種文化選擇。前者主張進行以儒家文化為本位的文化現代化，這種思潮很快成為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用以推行專制獨裁的工具：后者則主張將舊傳統盡行拋棄，全面移植西方文明。陳獨秀、李大釗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文化選擇上的社會主義方向，但也存在對中國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的傾向，而且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也是機械的、形式的。這些缺陷與后來黨內不斷出現的各種教條主義錯誤有著內在的聯系。

近代以來，中國所面對的一是極端排外的封建主義“回頭路”，二是唯西方列強馬首是瞻的“別人的路”，這都反映了自卑的文化心態。唯一能夠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道路，共產黨人也走得十分艱難。鴉片戰爭后的一百多年來是中華民族最迫切需要文化自信的時代，是否具有文化自信直接決定了中華文明能否延續下去、未來將如何存在的重大命題。

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就是在這種風云激蕩的歷史變遷中，歷經艱辛求索應運而生的。早年他就堅定地反對封建主義，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后他更意識到，“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在內無民主、外無獨立的舊中國，變革文化絕不是辦學會、辦報紙所能解決的，只有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根本變革經濟制度和階級關系，才能建立新中國、新文化。毛澤東還意識到，先前許多學者乃至共產黨人之所以在中西文化的比較選擇上犯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錯誤，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具體地分析中國社會和中國問題，就是他們未能扭轉文化上的被動、奴隸心態，不懂得用科學方法指導革命、走自己的路。毛澤東的文化自信思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萌發的，既有其個人性格的鮮明印記，更是那個時代的熱切呼喚。

二、在借鑒中發展，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譜寫出文化自信新篇章

毛澤東的文化自信思想與今天我們所說的“文化自信”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在毛澤東看來，中國人為何能夠具備文化自信？底氣何在？這是值得著重探討的問題。

(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是毛澤東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礎。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去解釋文化現象，對中國文化的階級性、時代性、共性和個性以及繼承和借鑒等問題第一次進行了科學的回答。

1. 文化的階級性和時代性。馬克思主義把文化放在與政治和經濟的辯證關系中去研究，使人從本質上分清文化現象的階級性，從而判定其在該社會中的作用和社會地位。毛澤東認為：“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在此基礎上，他準確區分了當時國內文化的不同形態，指出中國存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它們常常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是必須被打倒的。而我們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則是反帝反封建的，它“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更加進步，更加符合社會歷史發展潮流。

物質基礎上的差別造成了文化上的高下之分，這就是文化的時代性差異。文化保守主義者梁漱溟在他的《鄉村建設理論》中講到中西文化對比時，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同樣造詣很高，只是和中西文化“甚是兩樣”。毛澤東則認為：“不是都高，而是資本主義社會高于封建社會，故兩者相遇后者失敗，其帳已結”。而同時，新民主主義文化已經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澤東指出：“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這樣，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認為中國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順應人類歷史發展潮流，與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相比其形態更加先進，從此中國文化落后于西方的歷史終結了，中國人理應在心理上告別“百事不如人”的文化心態，建立起自信。

2. 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文化復古主義和全盤西化論，這兩種走極端的傾向都是未能正確處理文化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前者太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視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共性；后者片面承認了中西文化之間的共性，而忽視了文化的個性。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關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原理，第一次正確認識了“古今中外”文化的共性與個性的關系問題，否定了近代以來出現的對待中西文化關系的形式的、機械的錯誤觀點。

首先從“中外”的角度看。不僅文學藝術，甚至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來說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外來文化。毛澤東認為，黨內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錯誤根源于未能處理好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中國化問題，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未能正確處理文化的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開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他更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子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其次從“古今”的角度來看，毛澤東考慮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在形式和內容兩方面的關系。他隊為，本民族文化固有的形式不僅可以繼承，而且必須繼承，這就是新舊文化的共性：新文化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同時本民族的文化的階級性和時代性不同，這就是個性。毛澤東主張繼承民族文化形式而注入新內容。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內容上，本民族的新舊文化之間也存在著共性和個性。新舊文化之間的內容上的共性就是指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的、需要加以繼承的成分，對這些珍貴遺產我們必須給予充分肯定，對其價值應當懷有自信。毛澤東說：“對中國的文化遺產，應當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的東兩，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和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這就從與文化保守主義和西化論者在文化選擇上的極端做法區別開來。

3. 文化的繼承、借鑒和發展。任何文化都不能憑空造出來，文化的發展是建立在對既有的文化成果批判繼承之上的。對此毛澤東始終強調新文化的發展不能斬斷歷史，而要在于確認識文化的階級性、時代性以及古今中外文化的共性和個性的基礎上繼承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借鑒外國文化的優秀成分。毛澤東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個繼承就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過程。毛澤東還特別提到，批判繼承本民族文化和學習外國的好東西“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學了外國的，就對中國的沒有信心，那不好”。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指出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對外國文化的吸收借鑒不是何者為體、何者為用的問題，不是舊瓶裝新酒式的移植，而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批判吸收、自主創造：“這不是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是指基本理論，這是中外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

4. “真理在我們手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需要文化自信方能自立， 一個政黨也是如此。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展現了強大的威力，成為了共產黨人手中的法寶。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種“被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革命的新文化”，而擁有這一法寶的共產黨人應當有充分的自信，不僅面對戰場上的敵我矛盾所向披靡，而且面對和平建設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也能夠妥善應對，能“以理服人”，而不是靠權力和威勢去壓服別人，因為“真理在我們手里，比較任何階級我們的道理是更正確的”。

可見，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人提供了判斷某種文化的性質和價值的科學標準，使中國人第一次正確認識和處理了文化的階級性、時代性、共性和個性的關系以及文化繼承和發展問題。中華民族和共產黨人從而建立了對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的自信。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自豪地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

(二)人民本位是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長期以來，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創造了社會物質和精神財富，但卻被剝奪了創造和享受文化的機會。近代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彌漫在文化創作中的精英主義風氣、摹古的風氣和崇洋的風氣使得他們的創作嚴重脫離人民。這樣，掌握在知識精英手中的文化與群眾相隔閡的狀況一直影響著抗戰和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化發展。毛澤東對這種現象高度重視，他的思考和實踐主要是從文化的大眾化和民族化的角度入手的。

1.“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人民大眾的立場”。毛澤東的文化觀是他的群眾觀點在文化問題上的反映，他說：“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毛澤東發現，一方面革命戰爭和建設中的群眾亟需文化，“他們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去提高他們的斗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另一方面文化需要群眾，知識分子不去主動接近群眾，不用群眾樂于接受的語言和題材進行創作，文化就始終無法在群眾中扎根、生長。毛澤東的主張是明確的，就是要扭轉這種精英主義的文化。他指出文化要想獲得生命力，文藝工作者就必須深入群眾、要學習群眾甚至“投降”群眾。

在廣泛了解思想文化界實際情況基礎上，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多次號召知識分子走入人民群眾中去采訪、去寫作。1942年，他主持召開了具有重大意義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著重強調了文藝“為人民”的問題和“怎樣為人民”的問題，一是明確了文化必須走進群眾中這個方向，二是指出了文化“提高”和“普及”的辯證關系。在他的大力倡導下，文藝工作者主動走向民間、走向農村，思想文化界出現了新氣象。對此毛澤東深感欣慰。例如曾經彷徨苦悶的知識分子如丁玲、周立波等深入群眾中后有了新的創作，毛澤東立即給予高度評價：“你們的文章印的我在洗澡后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

毛澤東始終強調，是群眾選擇、評判文化，而不是文化選擇、評判群眾；脫離人民的文藝是沒有意義的，這樣的文藝家是沒有前途的。他著力扭轉長久以來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心態，第一次使人民大眾成為文化的價值主體，成為了文化的主動創作者和主動評判者，從而實現了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價值轉向”，一方面使人民群眾“警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另一方面結束了文化“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樓閣”的尷尬形態。人民群眾的廣泛享有、參與和支持是這種自信的力量源泉，是毛澤東“替中國人民慶祝”的根源所在。

2. “文藝創作必須越來越中國化”。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明確表示反對“魯藝”偏重研習西方文學藝術，批評說那是脫離群眾、“關門提高”。1956年8月毛澤東與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談話時也指出，外國的好東西固然要學，但是在中國藝術中硬搬西洋的東西，人民就不歡迎，文化藝術離不開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文藝創作必須越來越中國化，而不是越來越西洋化。毛澤東不僅強調國內的文化建設應當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而且主張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時候也要自信地運用民族文化。他主張，只有真正民族化的東西才能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而且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對本民族的文化要有研究透，掌握解釋本民族文化的話語權。這些都是毛澤東的文化自信思想在文化的民族化方面的表現。

(三)實踐是文化自信的現實落腳點。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民應當具有文化自信，更是因為這個自信有著實踐的堅實基礎。毛澤東是從文化的社會作用和文化的內在發展規律特別是其與實踐的關系的角度來思考的。

1. 為時代鼓與呼：強調文化的社會功能。我國有著重視文化的社會功能的傳統。近代以來，在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下，中國知識分子創作了大量反映社會生活和革命斗爭的作品，但是由于特殊的局限性，文化創作的“浮萍式”作風嚴重地存在著。毛澤東注意到了思想文化界的這種狀況，他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天，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文化”，文化必須“為現在的革命戰爭與將來的革命建設而服務”。針對文藝界主張“暴露”“現在還是雜文時代”“不歌功頌德”等一些錯誤的思想傾向，毛澤東反問道：“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這樣，毛澤東就把衡量文化價值的標準建立在革命斗爭這一無可辯駁的實踐基礎上，認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直接服務于革命斗爭的實踐，對它的提倡當然應該毫不含糊、充分自信。同樣，新中國建立后，社會主義改造和建沒的偉大實踐成為時代主題，文化反映和服務于這個時代主題也是其使命所在，這樣的文化必須旗幟鮮明地予以提倡，這是應該有充足的底氣的。

2. 文化是否站得住腳，讓實踐來判斷。歷史證明，任何一種文化離開豐富的社會生活實踐越遠，其視野越狹窄、內容越枯燥、形式越機械。在毛澤東看來，近代以來文化藝術過于強調藝術家的自我表現，缺乏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同時過于講究形式技巧，而忽視對內容意義的追求。

為了糾正這些誤區，使文化回歸健康的發展路徑，毛澤東提倡文化反映社會生活、反映實踐。他指出群眾的生活實踐“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強調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從自我表現的小圈子里走出來，從一味地學習模仿經典作品而忽視創新的“摹古”的習氣中走出來，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鮮活生活氣息的文藝作品。

反過來，文化創作是否有價值，毛澤東認為也要放在實踐中去衡量，實踐是文化的試金石。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方針，主張無論中國文化還是外國文化都要提倡自由討論，都要積極吸收借鑒，特別是藝術作品“究竟它站得住腳站不住腳，還有多少觀眾，讓實踐來判斷，不忙去禁止”。對這個政策，蘇共和國內的不少人曾經都表示不理解，而毛澤東則表示我們應當有充分的自信，因為雙百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而且“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這種文化自信可以說正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具體實踐支撐的，實踐就是其堅實的落腳點。

三、光耀后世的瑰寶，毛澤東文化自信思想的現實啟示

毛澤東的文化自信思想是光耀后世的瑰寶，除了他個人天才的創造、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主要是社會生活和歷史理性的必然選擇，是在中華民族最缺乏、最亟需文化自信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回顧毛澤東關于文化自信的思想，我們能夠得到這樣一些啟示：

首先，文化自信必須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今天我們加強文化自信要有科學理論的自覺，要把握好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關系，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以“客觀、科學、禮敬”的態度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要警惕那些假借“文化自信”“復興傳統文化”之名兜售所渭“以儒代馬”的錯誤思想，夾帶封建、迷信、蒙昧主義的私貨的做法；警惕文化心態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警惕打著“自信、開放”的幌子宣揚未經批判的西方意識形態、文化糟粕的做法。

其次，文化自信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歷史證明，低俗媚俗、奢侈靡麗的文化或許一時能夠迎合少部分人的低級趣味，但根本上是沒有生命力的；曲高和寡、純樸炫技的文化或許一時能博得一些喝彩，但根本上是脫離時代主題、沒有群眾根基的，和近代文人那種“自我表現”、“自我消遣”別無二致。無論是對傳統文化、對革命文化還是對社會主義文化的自信，都應當建立在廣泛的民意基礎上。

第三，文化發展要堅持實踐標準。古今中外任何一種文化值不值得提倡、應不應當借鑒，正如毛澤東所說，應“讓實踐去判斷”。具體來說，“主要看能不能解決今天中國的問題和需求，能不能回應時代的課題和挑戰，能不能轉化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有益精神財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他同時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需要在深入理解文化傳統特性的基礎上，繼承和創新各種優秀文化資源，不斷增強文化自信，從而使我們的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為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文明不斷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當今時代迫切需要打破舊的世界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應當對此有所貢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包含著許多為人類所共同遵循的普遍性的生存智慧。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中國諸子百家學說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義。這些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窮地理，廣泛探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真諦，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而當前西方的現代性文化和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給其自身和世界的發展都帶來了種種問題，日益陷入困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當積極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寶貴精華，回應世界共同關注的、具有普遍性的重大問題，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